摘要：不能忘卻之五：為什么說“戰(zhàn)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眾之中”？

“一南力作”專欄

　　長期身處和平年代，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、爭名逐利、心浮氣躁、得過且過的狀態(tài)中慵懶倦怠，放松警惕，消弭斗志，忘卻初心，淡漠使命，弱化擔當。作為負責任的網(wǎng)絡媒體，極有必要重復吶喊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！”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是一位勤勉自強、才華橫溢、著作等身、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、愛國學者。其作品以說理透徹、恢宏大氣、振聾發(fā)聵而著稱，獨具提神醒腦、救贖靈魂、正心正念之功效。

　　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，為警示當代、鼓舞民志，更為啟迪后世、昭告未來，經請示將軍同意，本網(wǎng)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“一南力作”專欄。愿借將軍力作，爆燃民族精神之火，積極踐行“導引群心、朝向太陽”理念。

　　敬請各位網(wǎng)友多多轉發(fā)，助力公益善舉，共襄復興偉業(yè)。

心勝

文/金一南

第二章即使勝利也不能忘記

——紀念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70周年

　　為什么盧溝橋成為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地點？為什么美國人宣戰(zhàn)了我們才敢正式宣戰(zhàn)？為什么出現(xiàn)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？勝利花環(huán)不僅是奪目的榮耀，更是切膚的警醒。

不能忘卻之五：為什么說“戰(zhàn)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眾之中”？（下）

　　“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(yōu)秀的子孫。”正是抗日戰(zhàn)爭使中華民族真正實現(xiàn)了全民覺醒。日本侵略者占中國的地，殺中國的人，屠中國的城，對準整個中華民族而來，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，沒有地域之隔，沒有種族之別，沒有統(tǒng)治與被統(tǒng)治之嫌，結成利益共同體、命運共同體、榮辱共同體，筑起國家與民族新的血肉長城。

　　在這一刻，中華民族真正發(fā)現(xiàn)，我們是一體的。不像過去，你好了我就不好，你贏了我就輸，相互矛盾，相互對立。日本人不僅對國民黨而來，不僅對共產黨而來，而是對整個中華民族而來。中華民族的利益共同體就是在這一危難時刻結成的。在這段艱難的歷程中，中國民眾的覺悟程度、組織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。

　　更為廣泛深刻的組織動員，發(fā)生在農村。因為中國最廣大的地區(qū)是農村，最多的民眾是農民。埃德加·斯諾在《西行漫記》里寫道：“誰贏得了農民，誰就贏得了中國。”所以開辟農村革命根據(jù)地，動員組織依靠群眾，是與日本侵略者決勝的關鍵。

　　毛澤東在《論持久戰(zhàn)》中講：“中國的農民有很大的潛力，只要組織指揮得當，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24小時，使之疲于奔命。必須記住，這個戰(zhàn)爭是在中國打的，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，日軍要被迫運載他們所需的軍需品，而且要自己看守。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，時時謹防襲擊。”

　　毛澤東看見我們擁有的最大能量、最大資源是民眾，蔣介石看到過沒有？國民政府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認識到這一點。毛澤東《論持久戰(zhàn)》中這句話被廣泛引用：“戰(zhàn)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眾之中。”還有一句話說得更好，但卻很少被引用：“日本敢于欺負我們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(tài)。”毛澤東看破了中國的問題，不是裝備差，不是國力弱，最根本的問題是無組織。所以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抓手，就是一定要把民眾組織起來。

　　抗日戰(zhàn)爭中的民眾動員，是中國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民眾動員。日本侵略者發(fā)動戰(zhàn)爭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，大大超過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，使我們動員各階層民眾開辟了全新的廣闊空間。這種動員的廣泛性，使地主也要抗日，資本家也要抗日，就像楊曉渡書記說的那樣，江浙富豪家的少爺小姐，也全都跑到延安去了。

　　全面抗戰(zhàn)，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動員能力發(fā)生根本性改變，為動員各階層民眾開辟了全新的廣闊空間。當時各地的“戰(zhàn)地動員委員會”“民眾動員委員會”紛紛建立，還有各種工作團訓練班，廣泛動員民眾參軍、支前、參戰(zhàn)。

　　為了團結更多的人，土地革命當中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改為“減租減息”。陜北士紳李鼎銘向毛主席提出精兵簡政的著名建議。土地革命戰(zhàn)爭時期，李鼎銘曾是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革命對象，抗日戰(zhàn)爭中卻成為陜北開明士紳。城鎮(zhèn)中成立“青年救國會”和“民族解放先鋒隊”，農村中則組織起“農救會”“婦救會”和“兒童團”。一個家庭中，可能父親是農救會員，大兒子是工救會員，媳婦是婦救會員，小兒子是青救會員，孫子是兒童團員、在不同組織中為抗日救亡努力。

　　中國封建社會多少年，從未有過這種變化。共產黨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獲得了最為強勢的基層組織動員能力，而國民黨則基本不會這一套。共產黨在抗日戰(zhàn)爭中展現(xiàn)的最大能量，就是把人教育得有覺悟，把人組織得有力量。結果出現(xiàn)了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的兩個戰(zhàn)場。

　　下面這部分全部引自日方的資料。

　　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后，帶回去的有關侵占華北的資料，由日本防衛(wèi)廳防衛(wèi)研究所編輯出版了《華北治安戰(zhàn)》上、中、下三集。里面都是對當年華北戰(zhàn)場的描述。

　　例一：“對于重慶和中共兩方，究竟以哪一方為真正的敵人模糊不清，在戰(zhàn)場第一線應該以誰為打擊目標，就更難判斷了。尤其是中共勢力，他和日軍在長期訓練中描繪的敵人，或者是迄今為止我們所接觸過的敵人，無論在形式還是本質上都完全不同。”

　　例二：“中共及其軍隊盡全力去了解民眾，爭取民心，不但日本，就連重慶方面，也遠遠不能相比。”

　　例三：“凡我軍進攻的地區(qū)，全然見不到居民。想找?guī)啡?、搬運夫乃至收集情報，都極為困難，空室清野做得徹底，掃蕩搜索隱蔽物資很不容易。”

　　例四：“共黨地區(qū)的居民，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，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。我方有的部隊，往往冷不防被手持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。”

　　例五：“兩名特務人員捉到當?shù)鼐用?，令其帶路，當接近敵村時，帶路居民突然大聲喊叫“來了兩個漢奸，大家出來抓啊”……崗村支隊的一個中隊，剛剛脫離大隊分進之際，就被居民帶進不利地形，使我陷于共軍的包圍之中。”

　　這是日本侵略者自己的描述。

　　后來很多日本軍人回憶說：寧愿與重慶作戰(zhàn)，重慶部隊一打就退，就散，繳獲很多武器，抓獲很多俘虜，戰(zhàn)果明顯；在華北與共軍作戰(zhàn)就很難，剛一睡覺，他們就來了，出去找，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特別難適應。

　　日軍山口真一少尉與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打過仗，他的比較與總結是：“相較之下，與神出鬼沒的共軍每天進行令人緊張恐怖的戰(zhàn)爭，反倒不如打一次大規(guī)模的戰(zhàn)斗痛快。其后我參加過老河口作戰(zhàn)，回憶在中國的4年，再也沒有比駐防在（冀南）十二里莊當隊長時代更苦惱的。”

　　一個真實的故事，就發(fā)生在離山口真一少尉駐地不遠的邯鄲西部山區(qū)。那天事情發(fā)生得突然，孩子們正在滿村追逐玩耍，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的日本鬼子，一下子把村子包圍了。好幾個正在開會的區(qū)委干部來不及走脫，都被困在村里，混在鄉(xiāng)親里面。

　　這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村子，全村五千人中，有一千多個孩子。日本人選中了突破口。他們拿出糖果，一個一個地給，“咪西咪西，順便指指哪一個不是村里的人。”沒想到一千多個孩子，沒有一個接糖。日本人把他們攥緊的小手掰開，將糖硬塞進去，小手像推火炭一樣把糖推出來，又重新緊緊攥上。日本人的糖掉在灰土地上。

　　哪個孩子不知道糖好吃？哪個孩子不知道如此“不識抬舉”帶來的生命危險？幾十年過去，有人問當年其中的一個孩子：你們咋那么大膽？真的一點兒不害怕？已經白發(fā)蒼蒼的老者回答：誰也不是銅澆鐵打的，咋不怕？可那糖不能接，一接，就成漢奸了！

　　老人沒有多少文化，不會夸張形容，講起來平平淡淡。他和當年那些小伙伴僅憑世代流傳的道德，憑莊稼人做人的直覺，在大災難面前堅守著那個棒子面窩頭一樣粗糙無華的意識——一接，就成漢奸了。

　　這種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懾是如此強大，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“三八大蓋”都拿他們無可奈何。一千多個孩子同住一村，平日里少不了打架斗毆，相互間頭破血流。但在支起來的機槍和塞過來的糖果面前，在“一接就成漢奸”這一結論上，他們無人教導、不需商量，竟然息息相通。這是一代又一代遺傳下來的基因，一種不須言傳便能意會的民族心靈約定。按照過去的話說，即所謂的“種”。一千多個孩子，個個有種。任何一個民族，都不乏積蓄于生命中的火種。所謂組織動員，不是要用一些前所未聞的“大道理”來征服民眾，而是激發(fā)出他心底壓抑已久的火種點燃它，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，不會被黑暗吞沒，不會被侵略者征服。

　　這就是共產黨在抗日戰(zhàn)爭中做出的最無可替代，最具特色的巨大貢獻。這就是揚言“三個月就能滅亡中國”的日本侵略者的悲劇所在：原以為對手只是中國執(zhí)政當局及其掌握的武裝力量，結果發(fā)現(xiàn)不但要應對正面戰(zhàn)場的正規(guī)軍隊，還要應對敵后戰(zhàn)場上覺悟了的、有組織的、開始為捍衛(wèi)自身利益英勇戰(zhàn)斗的千千萬萬普通民眾。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被廣泛深入地動員起來、武裝起來，從來沒有過。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(zhàn)爭中做到了這一點。

　　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爭論：“誰領導了這場戰(zhàn)爭？誰才是中流砥柱？”臺灣的郝柏村、馬英九也提出這樣的問題：“兩個戰(zhàn)場究竟哪個作用大？國共各打了多少戰(zhàn)役？雙方各殲滅了多少對手？”各種社交網(wǎng)絡也在傳播這樣的言論：“共產黨沒做什么，國民黨做了很多。”

　　這樣說的人僅僅把抗日戰(zhàn)爭看作一場戰(zhàn)場較量，一場軍事沖突，以為能夠像清點繳獲物資一樣，清點各自的功勞。事實上，這些看似“尖銳”的問題，沒有一個能超越1938年的“蔣廷黻之問”。

（未完待續(xù)）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中共十七大代表，第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全國模范教師，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。全軍首屆“杰出專業(yè)技術人才”獲獎者，連續(xù)三屆國防大學“杰出教授”。主要研究方向：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，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，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。兼任中央黨校、國家行政學院、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《一南軍事論壇》主持人，《中國軍事科學》特邀編委。2008年被評為“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”，2009年被評為“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