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南力作”專欄
長期身處和平年代,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、爭名逐利、心浮氣躁、得過且過的狀態(tài)中慵懶倦怠,放松警惕,消弭斗志,忘卻初心,淡漠使命,弱化擔當。作為負責任的網(wǎng)絡媒體,極有必要重復吶喊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!”
金一南,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,少將軍銜,博士生導師。是一位勤勉自強、才華橫溢、著作等身、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、愛國學者。其作品以說理透徹、恢宏大氣、振聾發(fā)聵而著稱,獨具提神醒腦、救贖靈魂、正心正念之功效。
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,為警示當代、鼓舞民志,更為啟迪后世、昭告未來,經(jīng)請示將軍同意,本網(wǎng)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“一南力作”專欄。愿借將軍力作,爆燃民族精神之火,積極踐行“導引群心、朝向太陽”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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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勝
文/金一南
第十一章 戰(zhàn)略文化:國家與民族的生命力之源
為什么人類四大文明起源中的印度文明消亡了,巴比倫文明消亡了,埃及文明消亡了,中華文明還依舊存在?文明中所滲透的戰(zhàn)略文化要素,被證明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生命力之源。

東方追求和合慎戰(zhàn),西方追求沖突征服
國際上有一個通則,越是簡單的概念越難加以定義。因此,有關“文化”的定義很多,但并沒有一個公認的準確的說法。大致可以解釋為: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在特定的生活區(qū)域,所形成的歷史傳統(tǒng)、生活習慣、語言習俗、意識形態(tài)等。
什么叫“戰(zhàn)略文化”呢?就是文化與戰(zhàn)略的結(jié)合。所謂戰(zhàn)略,是一種對事物長遠的總體的籌劃和把握。滲透于戰(zhàn)略決策、戰(zhàn)略思維和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中的文化因素,實際上是一個思維的平臺。中國、美國、俄羅斯、日本、印度……國家的文化背景不同,歷史情結(jié)不同,戰(zhàn)略文化也就各不相同,與各國現(xiàn)實政策、國情、政府追求去向都有關。因此,研究一個國家的戰(zhàn)略形成,應從它的文化背景、歷史情結(jié)入手,這是一個更為深入的層次。
戰(zhàn)略文化之所以重要,因為它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,決定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(fā)展,能有多大作為?!妒ソ?jīng)》上有句話說:“沒有遠見,只有枯萎。”在這里,“枯萎”也可以表示一個國家、民族的消亡。
短視的民族不會擁有長久的生命力。古往今來的幾大文明,印度文明消亡了,巴比倫文明消亡了,埃及文明消亡了,中華文明依舊存在。因此,必須保持遠見,必須從長遠和總體上來籌劃國家的生存和發(fā)展,而不是急功近利,把資源消耗殆盡。
當然,并非只有大國才有戰(zhàn)略文化,有些小國也不可小看。
比如以色列,一個600萬人口的小國,從公元1世紀到2世紀開始被羅馬人驅(qū)逐,在1948年建國以前,有過一段長達1700年~1800年的歷史時期,流離失所,且不斷遭遇世界上的“排猶運動”,在“二戰(zhàn)”期間達到了高峰。就是這樣一個國家,最后還能聚在一起。美國、英國等大國的支持是一方面,從民族的內(nèi)生力來看——正是以色列的戰(zhàn)略文化,不是個人的,而是整個民族形成的,包括猶太教所起的作用——使這個民族在近2000年的時間里沒有潰散,在長期艱困的情況下,繼續(xù)維持了它的生存和發(fā)展。
我們中華民族,國家這么大,歷史這么悠長,要爭取我們的未來,一味沉醉于過去的五千年歷史和四大發(fā)明是不行的。我們應該具有前瞻性、進取性、對抗性的戰(zhàn)略文化。適應它,我們才能真正立足于今天的世界。
中國戰(zhàn)略文化的基礎是“天下觀”。以天下為己任,絕不安于自身的溫飽。所謂“天下”包含兩個意思:一個是中國,一個是四方。因為古中國人并不知道地球是圓的,也不知道有那么多國家,但是知道我們不僅僅有中國,還有四方鄰居。所以,當時的中國,“天下”指的就是中國和四方的集合體。
“天下觀”之后,又產(chǎn)生了“和合思想”,其中的“和”與“合”字,在甲骨文里就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,比《孫子兵法》出現(xiàn)的時間還要早。今天我們講的和諧、和平,就是從前面這個“和”的概念里面來的。合作、聯(lián)合則是從后面的“合”字引申而來。因此,后來的共贏、和平、和諧、和諧社會、和諧世界等概念都可以從古中國人的思想中找到根源。
公元前誕生的《孫子兵法》是中國戰(zhàn)略文化的集大成者。兩千多年來,它不僅影響了我們,也對世界產(chǎn)生了深遠影響?!秾O子兵法》中講:“兵者,國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每講到武裝沖突和戰(zhàn)爭問題,無不滲透“謹慎”“慎戰(zhàn)”的中華戰(zhàn)略文化。
“天下觀”“和合思想”“慎戰(zhàn)思想”早已滲透到了中國的戰(zhàn)略文化里面,對我們產(chǎn)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。但是,其他國家的戰(zhàn)略文化和我們不一樣。印度著名思想家、哲學家泰戈爾曾講過:“沖突與征服是西方民族主義精神的精髓,它的核心絕不是合作。”實際上,西方戰(zhàn)略文化的核心就是“沖突與征服”,不管是“十字軍東征”,還是美國從東部最初的13個州變成今天的50個州,它的精神不是首先和你講合作,而是征服。
“十字軍東征”,第一次失敗第二次,第二次失敗再第三次,他們就是要把基督教撒向世界。中國也有宗教——佛教,只不過它是從印度傳來的,它在戰(zhàn)略文化中也起很大的作用。佛教教中國人什么?行善。當然包括基督教、伊斯蘭教在內(nèi)的任何宗教都是以超度、求善、做善事為共同的基本的要求,但是在佛教中,我們絕對沒有東征西征、南討北伐,也絕對沒有為了推行宗教而濫殺無辜、殺人如麻。我們的原則是信仰自由。
1776年,美國建國之初,第一面國旗上只有13顆星,代表著當年擁有的13個州。而今天的方塊內(nèi)含有50顆星,代表今天的50個州。征服的欲望推動著美國人先后攻打了印第安人、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。今天的美國人對印第安人非常好,在美國各州,有些印第安人的部落,憑借醫(yī)保和社保,即使不工作也可以享受非常高的待遇。為什么?因為他們的祖先全被征服,全被大規(guī)模地驅(qū)趕甚至毀滅。被殺得只剩下這么點兒人了,所以把他們保護得好好的。
由此看來,西方精神的基礎就是沖突和征服。這也是中國式戰(zhàn)略文化和美國戰(zhàn)略文化的很大差別。那么由它又派生出來什么呢?當我們講“和合”的時候,美國講的是“實力”;當我們講“有理走遍天下,無理寸步難行”時,美國人講的是“有力走遍天下”?,F(xiàn)代國際關系學的鼻祖,美國人漢斯·摩根索(Hans J.Morgenthau)講過一句話:“用力量界定的利益概念,是現(xiàn)實國際政治永恒的準則。”力量到哪里,利益到哪里,沒有力量不要談利益。
沒有力量,你拿過去也不是你的。有力量,不是我的我也能讓它變成是我的。這是美式戰(zhàn)略思維:沖突的守則、征服的守則和力量的原則。此外還有“實用主義”。
西方人,尤其是美國人經(jīng)常將“人權”掛在嘴邊。“茉莉花革命”發(fā)生后,“人道主義干預”“人權高于一切”講得很多,但結(jié)果是:中東一片亂局。今天的人道主義干預適用于什么地點?適用于北非、中東這類地區(qū)。第一,地下有豐富的油氣儲藏;第二,戰(zhàn)略位置極其重要。為什么不在西撒哈拉實行人道主義干預?索馬里現(xiàn)在很貧窮、很落后,為什么也沒見任何人道主義干預力量進去?克林頓曾經(jīng)派遣美國的維和部隊進入索馬里,但很快就撤出來,因為死了十幾個人,更因為他意識到索馬里是塊“雞肋”,既沒有資源,又沒有重要的戰(zhàn)略意義。這就是“美式的實用主義”。
今天,一講到美國,很多人覺得它就是道義的制高點,但是我們也許忽略了一點:它的實用主義所扮演的角色。“人道主義”今天已經(jīng)成了全世界最便宜的一面大旗。最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的,就是“登高一呼,云集者眾”,讓大家相信我所做的都是正義的。
但是我們不要忘記,就在短短三四十年前,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,美國在支持什么人?伊朗的巴列維、韓國的李承晚、越南的阮高祺、西班牙的佛朗哥、智利的皮諾切特……全是大獨裁者。為什么?因為這些人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內(nèi)維護好美國的利益。美國才不會真正在乎你有人權還是沒有人權,是專制還是民主,它唯一在乎的是你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美國利益。當然,今天獨裁已經(jīng)站不住腳了,必須支持新的力量,但是核心絕不會是為了利比亞的這些所謂的“民主”利益,最終必然是為了美國的力量和利益。
現(xiàn)在美國所區(qū)別和界定的永久性的國家利益,是美國戰(zhàn)略思維的基礎,也是其戰(zhàn)略文化的核心,其中并沒有“人權”一說。它主要講三條:第一,確保美國在全球的行動自由,就是美國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第二,掌控所有重要資源,包括石油、天然氣,以及各種各樣美國所需要的資源。第三,掌控所有的戰(zhàn)略要地,阻止敵對力量控制關鍵區(qū)域,比如:霍爾木茲海峽、馬六甲海峽;控制所有重要通道,比如:博斯普魯斯海峽、直布羅陀海峽。
美國界定的根本戰(zhàn)略利益追求,沒有意識形態(tài)的色彩,沒有一定要搞垮社會主義,也沒有一定要資本主義的旗幟全球飄揚,因為連美國自己也覺得那是瞎扯的事。實際上,它的核心就是維護美國的利益。當然,這個利益主要是通過控制來實現(xiàn),控制不了就征服,征服不了再談判,再合作。能單贏就單贏,不能單贏只好雙贏,雙贏也是美國贏得多一點。
這就是東西方戰(zhàn)略思維的差別。
(未完待續(xù))
金一南,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,少將軍銜,博士生導師。中共十七大代表,第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全國模范教師,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。全軍首屆“杰出專業(yè)技術人才”獲獎者,連續(xù)三屆國防大學“杰出教授”。主要研究方向: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,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,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。兼任中央黨校、國家行政學院、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,中央人民廣播電臺《一南軍事論壇》主持人,《中國軍事科學》特邀編委。2008年被評為“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”,2009年被評為“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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