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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南力作”專欄
長期身處和平年代,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、爭名逐利、心浮氣躁、得過且過的狀態(tài)中慵懶倦怠,放松警惕,消弭斗志,忘卻初心,淡漠使命,弱化擔當。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,極有必要重復吶喊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!”
金一南,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,少將軍銜,博士生導師。是一位勤勉自強、才華橫溢、著作等身、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、愛國學者。其作品以說理透徹、恢宏大氣、振聾發(fā)聵而著稱,獨具提神醒腦、救贖靈魂、正心正念之功效。
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,為警示當代、鼓舞民志,更為啟迪后世、昭告未來,經請示將軍同意,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“一南力作”專欄。愿借將軍力作,爆燃民族精神之火,積極踐行“導引群心、朝向太陽”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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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勝
文/金一南
第三章 西征作戰(zhàn),白骨永筑青山
西路軍的西征,是來自不同方向的紅軍隊伍,在內外矛盾中向著統(tǒng)一紀律、統(tǒng)一意志、統(tǒng)一指揮轉變的,艱難痛苦地蛻變。

為什么損失慘重?(中)
這是一個我們不大看得上的對手,卻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傷害。
1936年11月,馬家軍召開武威軍事會議。攻打古浪的敵指揮官、旅長馬元海(此人給西路軍造成了最大傷害,任第一線總指揮)在會上發(fā)言:
與共軍正面作戰(zhàn),兵力裝備我們比不過,也斗不過,最好的辦法是尾追。我們有的是騎兵,發(fā)揮騎兵特長,天天將共軍的殿后部隊截取一部,從武威到嘉峪關的狹長通道上,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軍的兵力。這種切尾的辦法,所用兵力不多,紅軍只能忍痛,不可能回頭護尾,收獲的效果一定可觀。如果紅軍長途流竄疲憊之余占領城池頑抗,我則用大力圍攻。騎兵沿途疲勞追擊使共軍休整和給養(yǎng)都成問題,以饑餓疲憊之軍盤踞城池,絕沒有攻無不克之理。
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,把我們的短處看透了,利用這一點,其兵力裝備雖然不行,但一截一截吃紅軍,用他的騎兵快速截我后衛(wèi)。就因為這個武威軍事會議,馬元海的理論深得馬家軍其他將領的贊賞,把他推為步騎兵全軍總指揮。
馬元海直接指揮青海第2警備旅、第100師劉德呈團、循化民團、西寧東南川民團。馬彪為第一路指揮,下屬100師的馬忠義團、陳嘉科團,青海警備旅馬元祥團、馬得勝團和臨夏舊洮莊民團、門源民團。馬樸為騎兵第二路指揮,下屬100師的騎兵旅,西寧魯沙爾民團,西寧上五莊民團、湟源民團。馬祿為騎兵第三路的指揮,下屬騎兵5師馬祿旅及韓起功旅,韓起功為步兵指揮,下屬騎兵5師馬呈祥、祁明山旅,第100師300旅手槍團,西寧市民團,張掖民團。第100師的馬步康、馬全義等部,還有民和、互助、樂都、貴德、同仁等縣的民團為總預備隊。
今天看起來,這不過是一批烏合之眾。但這是一幫燒砸搶能力很強的匪徒。后來,到了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,彭德懷是總指揮,在圍攻蘭州之前和打下蘭州之后非常謹慎,打下蘭州之后,尤其是繼續(xù)向西進入河西走廊時,更是無比小心。因為部隊會與馬家軍相遇,而西路軍吃過非常大的虧。但在那個時候,馬家軍已經完全不行了。
馬家軍這種騎兵作戰(zhàn)形式,在連發(fā)武器打擊和炮火摧毀下,是一點優(yōu)勢都沒有的。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,彭總帶的部隊炮兵沒有問題,連發(fā)武器沒有問題,所以彭總過了蘭州往西北打的時候,根本沒有出現(xiàn)西路軍的這種場景,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掃蕩,全部消滅光。馬家軍這種戰(zhàn)法在我軍裝備低劣的情況下是有效的,與解放戰(zhàn)爭中的我軍步兵、炮兵根本無法抗衡。
但在當時紅軍的簡陋裝備之下,馬家軍確實發(fā)揮了很大作用。而恰恰我們出現(xiàn)了問題,未堅持集中兵力。中央11月25日致電西路軍領導人:
要集中兵力,通過殲滅戰(zhàn)來消滅敵人,只要是打兩團以上之敵,西路軍領導人必須親臨現(xiàn)場指導。
又電:
只要糧房不缺,把西路軍全部集中到方圓四五十里范圍內,齊打齊進。
后來發(fā)生的西路軍在平(番)大(靖)古(浪)涼(州)戰(zhàn)役期間,紅九軍在古浪的失利;永昌、山丹期間,西路軍在三百余里戰(zhàn)線上擺成“一字長蛇陣”;高臺、臨澤期間,西路軍又是擺出了“一字長蛇陣”,一次一次地吃了沒有集中兵力的虧。
陳昌浩就講:我們確實犯了“分兵攻防”“分兵進擊”的嚴重分兵之錯誤,一條山時未多集中兵力擊敵;在甘、紅、古浪時集中兵力不夠,主力分開;永昌時期未能“齊打齊進”;水泉子伏兵嫌弱,高臺時未能將主力迅速靠近五軍。
高臺那一戰(zhàn),五軍的電臺掌握在政委黃超手里,五軍軍長董振堂孤軍奮戰(zhàn),卻無法向后方轉告信息。因為黃超不在高臺,導致整個部隊失聯(lián),援兵不及,五軍受到重創(chuàng),董振堂犧牲。
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,導致西路軍損失慘重的原因之一,輕敵。
二是高層決策的分歧。
正如歷史學家胡繩講的一樣:西路軍問題涉及張國燾問題,當時中央紅軍已受到很大削弱,而張國燾四方面軍卻兵強馬壯。
胡繩還講:“西路軍接受的是軍委命令,上面署名是張國燾、朱德,張和軍委不能截然分開。張當時想與蘇聯(lián)掛上,抬高自己的權勢。”
我們今天研究西路軍問題,切忌“大翻燒餅”。過去講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損失,今天又講西路軍失敗是中央決策的損失,兩種講法都有問題。
當時,對方針的分歧確實發(fā)生在了高層,但是我們講這些分歧的時候,要特別注意結合實際情況。共產黨的力量、紅軍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頭形成的。
1927年以后的武裝起義,海陸豐起義、湘贛根據(jù)地、鄂豫皖根據(jù)地、瓊崖根據(jù)地、贛南根據(jù)地、湘鄂西根據(jù)地、贛東北根據(jù)地、湘鄂贛根據(jù)地、閩西根據(jù)地、左右江根據(jù)地等,由于工農武裝割據(jù)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,共產黨從一開始搞武裝斗爭,就是來自不同山頭的武裝力量,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:以贛南和閩西蘇區(qū)為核心的中央紅軍,以鄂豫皖蘇區(qū)為核心的紅四方面軍,以湘鄂西蘇區(qū)為核心的紅二方面軍。
不同的力量來自不同的區(qū)域、不同的山頭。不同的區(qū)域、不同的山頭通過磨合、斗爭形成統(tǒng)一領導、統(tǒng)一步伐、統(tǒng)一指揮、統(tǒng)一意志,那是非常困難的,必須付出代價的。
當時紅四軍內部出現(xiàn)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,如單純軍事觀點,如極端民主化、絕對平均主義、盲動主義殘余等,大多數(shù)與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密切相關。隨著踴躍參加革命的廣大農民和撲面而來的農民意識,毛澤東尖銳地指出:“若不徹底糾正,則中國革命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,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。”
紅軍必須完成思想統(tǒng)一、行動統(tǒng)一、指揮統(tǒng)一。這一問題解決得好壞,關系到農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,也成為黨領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、最后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關鍵。
一支農民隊伍怎么變成一個不同于歷次農民起義、不同于李自成、不同于陳勝吳廣、不同于黃巢、不同于太平天國的隊伍。解決這一問題的使命,歷史地落在了古田會議上。
毛澤東當時講,“不為個人爭兵權,要為黨爭兵權”,最大的意義就在這里。當時紅四軍內部朱、毛之間的矛盾,被一些海外的學者和我們一些搞黨史的人說成是毛澤東爭權、攬權。毛澤東就是爭,但不是為個人爭,而是為黨爭。要通過集中統(tǒng)一指揮實現(xiàn)改造,進而才能實現(xiàn)勝利。
西路軍的問題,一、四方面軍的問題,有人又說是毛澤東爭權,爭張國燾的軍權。毛澤東爭的是紅軍集中統(tǒng)一指揮,只有這樣紅軍才能獲得勝利。沒有統(tǒng)一的領導力量,沒有統(tǒng)一步驟和一致的行動,不可能獲得勝利,不可能把我們與太平天國劃分開來,與陳勝吳廣劃分開來。所以當時對西路軍行動出現(xiàn)的分歧,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分歧。
1936年6月,張國燾剛剛取消“偽中央”,對四方面軍的影響還是很大的。當時毛澤東與張國燾對紅軍發(fā)展方向和方式各執(zhí)己見:先河東還是河西,先向南還是向北,先建立根據(jù)地還是先接通遠方,先滅馬家軍還是先取得援助,靠自身力量還是靠外援力量……思路不一致,步調不一致,緩急不一致,方針不一致。西路軍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艱苦作戰(zhàn)的。
實際上,當時在中央領導層內部分歧是很大的,而我們也不能說張國燾完全不服從中央指揮。因為張國燾時任紅軍總政委,中革軍委的第二領導者,中革軍委主席是朱德。當時的主要命令電報,以中革軍委張國燾、朱德名義發(fā)出,很大程度上是張國燾的意思,它與中央的命令是有差別的。當時中央也不好直接指揮得這么具體,因為對四方面軍的力量不好直接介入。
1936年6月,張國燾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。1936年9月,中央認為執(zhí)行寧夏戰(zhàn)役計劃應該先南后北,要求四方面軍立即占領靜寧、會寧、通渭地區(qū),控制西(寧)蘭(州)大道,與一方面軍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隊西進,爭取兩個月奪取寧夏。但是張國燾命令四方面軍掉頭西進,打算渡河,渡過黃河占領甘北,作為“目前最重要的一環(huán)”,不愿意與中央會合。他對陳昌浩說:會合后不但我的總政委當不成了,你的方面軍政委也當不成。
張國燾支持寧夏戰(zhàn)役計劃,是將寧夏戰(zhàn)役看作另辟根據(jù)地的非常好的機會。他積極指揮四方面軍部隊搶先渡河,主要是為了在河西找一個全新的安身之地。所以10月28日,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陳述他的部署:
四方面軍主力迅速取得寧夏定遠營,取得物資后,再與主力回擊深入之敵就更有把握了。
(未完待續(xù))
金一南,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,少將軍銜,博士生導師。中共十七大代表,第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全國模范教師,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。全軍首屆“杰出專業(yè)技術人才”獲獎者,連續(xù)三屆國防大學“杰出教授”。主要研究方向: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,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,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。兼任中央黨校、國家行政學院、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,中央人民廣播電臺《一南軍事論壇》主持人,《中國軍事科學》特邀編委。2008年被評為“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”,2009年被評為“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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